“肩周炎”！
这是我最先想到的“贴身”问题。肩周炎全称为肩关节周围炎，由于其多发于50岁上下的，故日本学者又称之为“五十肩”。我患了肩周炎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了。一个年轻人患了老人病，我想这个肩周炎对于我这个身体而言，是既贴身又格格不入。
如引言所说，我有三年的时间几乎日日夜夜都从四马路上经过，所以四马路其实见证了我的肩周炎治疗历史。我曾经寻求过不少偏方正方：尝试过气功大师的疗法，尝试过街头药人的蛇药，尝试过马光医院的推拿……
所以这次的报告，我也尝试从这些人物身上去着手。或许因为说话是他们职业操守的一部分，最终我成功地接近了后两者。当我结束访问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，在四马路上他们到底是像肩周炎一样贴身，还是肩周炎一样格格不入；而四马路在整个都市化的新加坡的语境里，又是不是如肩周炎一样既贴身又格格不入呢？
2、人物介绍
由于马光就近在咫尺，这几年我断断续续地去做过推拿。其中，最经常诊治我的医师就是彭悦医师。彭悦医师来自中国大连，人有着东北人的豪爽和开朗。所以这几年来和她建立了不错的友谊——可以说是“久病成友”了。可是，她除了是我的医师，除了是我的朋友以外，她和我也是同胞，也是同样在四马路上工作的“邻居”——对于这个邻居，我除了平时去治病时的闲聊以外，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，只是隐约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在新加坡读中学。
几次去看病，彭悦医师出于同胞之谊，对我的病情相当照顾。所以这次的报告，我决定访问她，让我对这个同胞兼邻居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。
3、陪读妈妈？
我不得不坦言我对于彭悦医师的第一个印象，既然会是“陪读妈妈”这样一个刻板印象。也许是那几年伴随着中国到新加坡就读的中小学生人数的增加，中国“陪读妈妈”也大量涌入，也许是因为她与我言谈当中时不时会提到她的女儿。而这里的“陪读妈妈”的模糊概念，是经过媒体大量负面的报道而逐渐沉淀在我脑袋里的。因此我对于一开始的印象感到不安。即使我非常清楚“陪读妈妈”本来的身份并非如媒体渲染的那样。
但是通过访谈，我才了解到其实彭悦医师一家是全家移民来到新加坡的。丈夫早先就在新加坡从事IT行业，后来才一同把老婆孩子接了过来。彭悦医师从七年前刚到新加坡，就开始在马光全职工作了。所以彭悦医师并非一个陪读妈妈，而是一个已经全职工作、全家移民的新移民。
即使是我，一看到某个年龄阶层的中国女子，便会有直觉对方可能是陪读妈妈；一想到陪读妈妈，便会有联想到小报上面一系列关于“按摩女郎”、“第三者”之类的负面字眼。那么可以想像整个新加坡广受媒体和小报影响的大众。
我和彭悦医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坦言“有些人”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Uncle，一看到是中国女人便想入非非，一听说是陪读妈妈就以为可以轻易乱来，一知道是“按摩”就以为是非正当职业。这一点确实让很多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感到苦恼。
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事件的形成，其实是在媒体哗众取宠的炒作底下，逐渐使得一个外来的弱势群体，被“刻板化”、“妖魔化”了。以致使得他们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国人对于这个群体（例如中国女人或者陪读妈妈）的印象，并非来自自己理性的观察和接触，从而得出的结论，而是通过媒体运作下的大肆渲染，而逐渐形成自己的间接印象。
就连我也不知不觉地陷入这样的圈子里去。
这些外来人，在整个“外来人才”的国家规划底下，其实是参与到新加坡的建设和未来国家的建构当中去的，他们或许也将成为新加坡的真正一分子。但是，正因为媒体过份强调了“外来”的干扰，使得他们的贡献似乎被忽略或者抹杀掉，剩下的反而只剩下这个群体带来的社会问题。这对于他们而言是绝对不公平的。
我们又聊到了对未来的计划。彭悦医师似乎没有太多的想法。“要看我先生咯！”她略带生硬的新加坡口音回答我，“孩子肯定是想留在新加坡。我们老人家肯定是比较想回去的啦！”
她说，之前来到新加坡是因为先生的工作关系，将来也说不定因为先生的工作关系需要回国去。不过孩子在这边读书、长大，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加坡，已经明确表示过并不想和爸爸妈妈回国去了。
“没有办法。孩子有自己的想法。反正将来也可以回来帮她带带孩子什么的……”
我问她，那么她自己有些什么计划或者想法。她坦言说并不喜欢新加坡，觉得最终还是回国比较好，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丈夫和女儿的决定。显然她的人生规划一方面是跟随着丈夫和女儿而进行的，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回到中国去。
“这里不好吗？”我问她。
“习惯是习惯了。可是毕竟这里不是自己的国家，这里的人也不会把你当新加坡人。”
或许在外国人的眼中，这个社会对外来群体的接纳度不高，所以最终没有使得这些“外来人才”们能够真正地接纳这个新社会。
4、中医医师？
在访谈之中我惊讶地发现，彭悦医师的医学教育背景，居然不是传统的中医，而是西医。那么何以她会在新加坡却是一个全职的中医推拿按摩师呢？“不好用。”她对我说，“西医在新加坡不好用。”
我想她的意思当然不是西医在新加坡不受落。相反的我们都知道，相对于中医而言，西医在新加坡占据着主导地位。许多中医院的医生证明并不被许多公司承认，许多中医院的费用并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者保险公司报销。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中医也没有很客观、很正面的认识。
那么彭悦医师为什么会说“西医”不好用呢？
显然，这里的不好用不是说对新加坡人“不好用”，而是说西医的文凭对她自己在新加坡的谋生“不好用”。彭悦医师虽然没有仔细说明内底里的原因，但是她的行动却说明了这一点。她告诉我，她来到新加坡之后，才自己去考取中医的推拿按摩执照。虽然她在中国学习的是西医，但是中国的医学教育，基本上还是中西医并重的，所以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推拿技巧，之前还是有学过的，来到新加坡之后只是需要重新熟悉而已。
我们可以看到她放弃了一个自己主要的专业，而选择一个相对比较没有专攻的部分来作为自己的职业，显然并不是一个自主的选择。首先当然是因为西医也许在新加坡已经相对饱和，外来人没有竞争力，而中医在新加坡并非主流，所以新加坡缺乏合格的中医师，使得对外来的中医师有所需求；其次我们可以想到的是，某种比较卑微的姿态，某种利用中国人的身份、向外国人兜售本国特有东西的意味。
社会学当中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状态有“分层融入”的概念，说的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有向上、平行和向下三种状况。因身份背景和掌握资源的不同，使得新移民在新加坡的遭遇因人而异。彭悦医师虽然是从“医生”－“医生”的平行融入，但是从转换专业领域这一点上面来看，似乎是一种“向下”的融入。即牺牲自己在本国的时候固有的技能，以比较卑微的姿态接受新社会为其安排（或者说自己妥协性地自我安排）的新职位，以换取生存的可能。
从彭悦医师的例子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新移民在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时候，一方面是有某种“自降身份”以求自保的姿态，一方面也可以说，他们所采用的融入方式，其实是在填补新加坡社会的空缺和需求。
5、我的感想
作为一个中医推拿师，作为一个外来的中医女推拿师，彭悦医师显然在新加坡社会里算是一个边缘人物。这个群体一方面被国家建设所需求着——她是一名IT工程师的太太，一名未来精英（等待进大学的少年）的母亲，她自己也是一名新加坡所缺乏的中医师。无论从哪一方面看，彭悦医师或许是符合国家建设所需求的人才的概念的——虽然不是最需求、最务实的行业，也不算最顶尖的人才——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显然是有着不小的贡献的。
然而彭悦医师所代表的群体，一个数量不容小视的外来人群体（不论是官方所划分的专业人士或者非专业人士），在这个社会当中并没有得到比较公正和平等的对待。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社会本身的排他性；但是一方面也肯定要“归功”于媒体对于外来人才造成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渲染。这种渲染使得社会当中逐渐形成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。
新移民和新加坡人的互动中，存在着隔阂与冲突。尽管新移民和占了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同属一个种族，但是长期（1990年之前）两个政府和人民两个层次的断绝往来，产生了两个版本的华人文化，也使得如今这两个华人群体在新加坡不断碰撞。新移民身上的“中国”的国家标签，让新移民融入当地产生了困难。
作为和彭悦医师一样的外来人（才），我也有时常同样的经验。对于这一点我感同身受。外来人在一个崭新的地方寻求生存的时候，物质上的丰足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，精神上得到认可和平等对待，更是外来人生存的必需粮食。也许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，除了外来人自己提高素质以外，在地人也需要敞开心胸去迎接这些共同建造国家的伙伴们。
否则，这些外来人也会像我的肩周炎一样，如此贴近身体，却永远格格不入。
